虹口道场

最近也经常去朋友的space里面晃悠，看来我的朋友最近心情都不大好，在工作学习的压力下，想办法给自己找点乐子吧。

我是广告人物　　　　　　　　　　　　　　　　　　　我是历史人物

我是公众人物　　　　　　　　　　　　　　　　　　　希尔顿是我粉丝

难道我统治过北极熊？

11月5日，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在南京举行期间，在“南京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建委副主任邹建平表示，一直以来为南京市民尤其是沿线三所著名高校关注的汉口路西延改造工程“势在必行”，并已获得批准。按照规划，2011年工程完工后，拓宽成为双向4车道交通干道的汉口路将把南京大学彻底劈成南北两半，学生们将不得不经由隧道在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穿行；道路经过以宁静优美著称的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北围墙后，再连接一条净空高度大于3米的地下隧道，穿越河海大学校区，从河海大学校门口钻出地面，设立隧道出口。(《南方周末》11月20日)

　　政府对汉口路西延改造工程是因为要解决交通拥堵状况，这当然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问题上是，这一工程的建设对于这三所大学师生出行、校园的氛围与整体结构、教学环境，历史文物的保护、环境保护，等等影响太大。因此，在汉口路西延改造工程上，存在着多方利益博弈的问题，实施这一工程，可能让市民通行更便利，但有可能让这三所高校师生利益受损。

　　面对着这并非简单的各方多赢的决策，政府绝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拍拍脑袋就进行决策。如果政府只考虑一方的利益而忽视另一方的利益，结果会引发利益受损一方的不满，甚至将这种不满情绪转移到政府身上，进而产生社会的动荡，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只有平衡各方的利益，使得各方利益都能在决策中得到反映，才能让消弥各方的不满。

　　在国际上通行的平衡各方利益的做法就是在重大公共问题进行决策前举行听证，听取各方的利益诉求；进行议会讨论表决，直接体现民意；甚至可能进行一个城市的全民公决，由全体市民来决定重大公共决策。对于汉口路西延改造工程，既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博弈问题，还与原先的南京市城市规划相冲突，政府有必要搭建一个合理的利益博弈平台，来达到利益平衡，消除不满的目的。因此，政府明智的做法是，由政府出面负责召集利益相关方、专家和市民代表举行听证会，对这一工程进行事先听证，充分论证；在听证会之后，将听证结果交由人大进行充分讨论，由人大来表决通过。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听证制度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南京市作出汉口路西延改造工程这样的重大公共决策，并没有举行听证会，而是先斩后奏，直接就是“基本完成汉口路西延工程的项目设计，这一项目也已经立项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准”，只是在决策前，有关领导到学校召开过座谈会，而且座谈会都是不欢而散。如今，生米煮成熟饭，政府官员说“具体汉口路西延的方案和环评报告，将于下月在南京市城建展览馆公示”“欢迎市民都去看一看，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公民的听证和利益博弈权利被挤压成为“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的权利，这是与世界上民主、科学决策的潮流相悖，也是与国务院今年6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完善市县政府行政决策机制。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的要求背道而驰。

　　想当初，厦门PX事件也是政府的一意孤行，政府在举行听证会，不听取民意的情形下，贸然就决定让这一项目上马，结果引发民众与舆论的不满，经过长期的博弈，政府才回到民主决策的轨道上来，重新举行听证，重新考虑这一项目的选址，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政府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前车之鉴，就在不远。在涉及重大利益博弈面前，有关方面不要武断地认为 “南京大学又不是北京大学，河海大学又不是清华大学，为什么不能拆？”，也不必以“上级部门已经批准”作为挡箭牌，政府只有放下身段，为利益相关方搭建对方的平台，让各方利益诉求得到合理表达和实现，才不会再做无用功，才有利于社会和谐。因此，先不必急于下必须建设这一工程的论调，还是让媒体先进行充分讨论，让专家充分论证，举行听证会让民意得到充分表达，最后拿到人大去进行表决为好。

最近在qq群里，我的话特别多，许多昔日的同窗都说，“龙a这小子，在深圳学坏了。”虽然不是溢美之辞，但是心里依然非常高兴。大家都是在大学里面彼此交过心的朋友，没有被大家忘记是福气。乘阿聪的吉言，如今在深圳的我确实是有点坏，每天晚上处理完稿件，自己便锁在屋里喝上罐装啤酒，时不时点上几根烟抽，今天是光棍节，我还盘算着晚上去电影院勾女。表面如此颓废，心中的情愫却很纯洁：如今我还念着江南。

离开江南已经5个多月了，勾起我的情愫的人却是我的同事。开车一起去采访，路上偏要重复放着戴娆的《无色花》和老狼的《同桌的你》，这两首歌让我的思绪牵引到了4年前，每次听到此种歌声时，心结一下子便绷紧，伴着心痛的同时回忆着江南的时光。心痛归心痛，晚上的时候，这两首歌却总是听到睡着。

江南四年，悲喜参半，而当年身在江南的我却只看到悲的一面，一心只愿去外面开始新生活。离开江南后，转身回想，才意识到以前的幸福是多么甜美，只是可能再无暇体会，在火车站开动时我对着南京的人、南京的事留下了两行热泪，以后却没有意料到会如此纠结。

对江南的情感不是两句话可以说清。我还没有融入岭南似乎是实实在在的。在内心深处，我还坚决的认为，自古以来，苏湖熟，天下足，有着良好经济基础的江浙一带更胜于靠着改革开放政策吃饭的珠三角，这种感觉尤其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更加强烈。每天的忙碌，广东带给我几乎是袭警、砍人、割喉、灭门之类的黑色新闻，而早在1930上海滩，这些事许文强早就已经经历够了，而广东还在玩这些。

以上的话有点偏激，因为刚刚酒醒。

大学生遭歹徒抢劫 民工上前制止被刺成血人

[提要] 10月29日晚，河南籍民工陈建星在武汉江夏庙山开发区庙山村余家湾，遇到3名歹徒正持刀抢劫一名男大学生，当即上前制止，搏斗时陈建星身中两刀已成血人，仍死死拽着一名歹徒。送至医院后至30日晚仍昏迷不醒，未脱离生命危险。3名歹徒已被民警抓获，其中最大的18岁，最小的16岁。

29日晚9时许，江夏庙山开发区庙山村余家湾，河南籍民工陈建星路遇3名歹徒正持刀抢劫一名男大学生，当即上前制止，搏斗中被刺两刀，送医抢救至昨晚仍昏迷不醒，未脱离生命危险。

昨日上午，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心胸外科病房，看护陈建星的工友陈战银告诉记者，当时，正在中北造船厂工地上加班的工友突然听到有人呼喊：“抢劫”、“救命”，赶过去发现马路边的草丛中，3名歹徒正殴打倒在地上的陈建星和一名男子。 歹徒看到他们和一群学生赶到，当即逃离。陈建星胸前流血不止，昏迷不醒，众人拦车急往江夏人民医院，因伤势较重，迅速被转送到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

被抢劫的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大三学生李明洁，昨日在江夏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他说：当时，他从广埠屯一家公司实习下班回校，在距学校五六百米处的公交华泰站下车步行，一男子贴身跟着，身后还有两男子尾随。在距离校门口200余米处，跟随他的三名男子突然将他拦住说：“把身上的钱交出来！”他不从就被拖到马路对面的草丛中殴打，并用砖头猛砸他的头部，一名持刀的男子向他背部狠刺一刀，另两名歹徒抢走他身上140元现金和一部小灵通。路过的陈建星大声呵斥：“你们干什么！”持刀歹徒恶狠狠地说：“你少多管闲事！”并与同伙逼向陈建星。陈建星迎上来与三歹徒扭打在一起，在近10分钟搏斗中，陈建星身中两刀已成血人，仍死死拽着一名歹徒。

当晚9时30分，庙山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展开搜索，1小时后，在距事发现场约3公里的花山大道附近将3名嫌疑人抓获，其中一人身上有刀。经审讯，3名歹徒最大的18岁，最小的16岁，均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主治医生介绍，陈建星左腋下和胸部各有一处刀伤，胸部伤口深约7厘米，距心脏很近，B超检查发现有血气胸症状，肺部有裂伤，体内淤血。昨日凌晨4时许，他被送到医院时已失血性休克。

工友陈战银说，29岁的陈建星来自河南滑县老庙乡，在汉打工已有3年，现在中北造船厂建筑工地做油漆工。20多个工友凑出6000元为他垫付住院费，打工的公司也拿出8000元，估计后续治疗还需数万余元。（见习记者熊琳晖 实习生晏利利 通讯员刘宇 ）

“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候就只能这样而已

9月20日，山西又一次出现矿难，一名矿工失去了生命。不过，以此为由头闹的沸沸扬扬的不是矿难本身，而是30到40多名记者去山西不是为采访而是为领封口费。据调查，24日到25日两天，就有23家媒体的28人排队领取养老费，当事矿主一共为此支付了12.57万元。

人们又可以将矛头指向新闻记者了，我这几天就不敢在网上和我的大学同学聊天，否则他们必然会牵扯到此事，说出“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真差”之类的无聊语言，这种话我在大四就已经听过无数遍。毕业之后，60多名作为新闻科班出身的毕业生，结果只有不到10名从事的是新闻媒体工作，其他的大部分人做的都是策划、公关之类行业，简单来说就是“伺候记者”的工作，一种心理上的落差再加上工作上遇到的不顺更让他们对记者这个行业感到恨意。

如果单单把矛头指向新闻记者的素质，这种论断只有三分之一正确。新闻行业体制混乱，多采用聘用制，由此必然带来的是鱼龙混杂，此次去领取“封口费”的记者如果被一一排放，总会有几个连他们的直属上级都不知道其存在的从业人员，铁打的媒体、流水的记者，这样的体制首先就不用提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其位则谋其利，反正有没有什么新闻理想，不用为以后考虑。而今天山西通报“封口费”事件则表示，涉及“封口费”事件的只有两名是拥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正式记者，其他的都是冒牌货。

为了生存，便什么都干的出来，这便是中国历史的“血线定律”，饿都要饿死了，不去抢劫干嘛，饿死的概率是100%，抢劫然后被抓去砍头的概率是50%，舍谁取谁一目了然。如今的传媒行业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虽然有提升效率的良好作用，但是带来问题也不可忽视。以发稿量定薪酬，谁发的多谁牛逼，谁发的少谁就饿死，一些记者笔头慢、但是要求自己采访深入，这样的好记者是不容易当的，收入每月“月月光”，若谈新闻理想无疑是空中楼阁。

我曾经写过一片律师的执业权利被侵犯的稿件，现在回想起来，执业权利对记者来说倒是一件新鲜词。记者有什么执业权利，保安不让你进门就不让进，扯上执业权利无疑是说废话。若不是该矿放出“发封口费”的意向，加上率先得到消息的媒体抱有体恤新闻同仁之心，奔走相告：“发封口费了，大家快来！”否则一个矿工的生命怎么会引起如此多的媒体关注。反过来说，肇事矿主也是深谙潜规则之人，主张“以和为贵”，但是只不过没有做到低调处事罢了，若按常规方法，对新闻媒体一律冷眼对之，一句“无可奉告”，然后花钱打通上级，相信摆平一个矿工的死还是非常容易的。记者以发稿为生存，若所有消息源都堵住，要么不敢随便说话、含含糊糊做篇报道就完事，还不知道会不会上版面。聪明的记者就自然知难而退。

若龙哥哥我当时在山西以一异地媒体前去采访，钱是要拿的，事实怎么样也还是要报。生存和理想之间要融合就是这么难，说我是无良记者，我就对你表示无奈。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只有真正进入新闻行业，才能够了解世道的艰辛。